环保部通过无人机掌握大量企业偷排证据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3）官僚化隔绝：运用常规化手段保障权利会带来的另一大弊病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会产生一种官僚化隔绝（bureaucratic insularity）的后果：对于任何事项的治理，科层组织都要按照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不同部门间的职能划分来进行任务拆分，进而实行一个彼此间互相隔绝的处理模式。之所以作此论断是因为，由运动式治理的具体特征可知，这种权利保障方式往往是由能动型国家为了有效解决某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主动发起的，具有鲜明的目标针对性和时间短期性特征，因此，除非在个别情况下，运动式治理的权利保障对象一般不会数量过于庞大，否则将会严重降低这种保障方式的运行效率和预期成果。

总的来说，这类群体一般都具有相对明显的身份特征（比如农民工、私企员工、下岗工人等）和共同的利益关切（比如劳动报酬、就业安全、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等）。这是因为，在科层规模不断扩充的同时，不但行政效率有可能会降低，而且，组织内部原有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群体寻租现象亦会加剧，这又必然会增加信息传递的成本和进一步监管的费用。相比之下，在运动式治理中，由于能动型国家试图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问题，且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为了收回成本、取得回报，必然会提升惩罚力度，于是，在运动式治理中往往会看到，国家在对加害方进行惩罚时基本不考虑其具体的情节轻重，而是在法定权限和范围内一律按上限惩罚，力图实现从重、从严与从快间的无缝隙对接。而在经验层面上，合法性往往被理解成一种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或者一种存在于人们内心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最后，由于运动式治理被国家使用得越来越频繁，本应用来从事正常的科层体制制度能力建设的大量时间、资源和注意力便被严重挤占，这样，真正用来解决组织危机和失败以及有效处理社会问题的治本手段建设便被抛到了一边，对于大量治标手段的维护和建设反而充斥其间，自然，治标不治本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亦会努力寻找用来应对组织失败的新机制（而非替代性机制），尽量避免运动式治理成为唯一可能的政策工具选项。具体来说，所谓的互动型保障方式，就是一种在常规化保障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功能互补关系和相互转化关系的保障方式。[21] 柯曾（L. B. Curzon）认为：Jurisprudence即法律科学或法律哲学，对法律或法律制度的渊源、本质、目的、效力的存在性或描述性反思。

前注[115]，季卫东文，第B07版。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必将推进中国法学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法治文明的互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问题。

（汉）刘珍等撰：《东观汉记校注》卷十六，《张禹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5页。在此意义上，法理学是求理之学、讲理之学、成理之学。

其表云：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准，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在司法中适用法理，也有助于实现个案正义，更好地实现权利的救济和正义的修复。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是把公序良俗这一法理要素作为民事活动和民事司法的兜底条款。法理学属于法学知识体系的最高层次，担负着探讨法的普遍原理和根本原理，为各个部门法学和法史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

二是厉行法治，遵循法治的规律和原则，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认真对待权利、义务和责任，正确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勇于承担责任。债权人旨在降低贷款风险的努力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造成事实上的不公。他认为，学说是指逻辑上互相依赖的要素的组合体。该《社论》还指出，《法律和哲学》杂志所意图刊载的论文包括下列法哲学论题：法律的理论、正义和法律、道德和法律、法律效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性质、责任和惩罚、司法、法律推理、义务和不服从、法律职业道德、有关证据和程序的认识论问题、对有关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概念和根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法律发展对哲学的影响、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法律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关系、关于法理学和法哲学的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法律概念的本质和发展等。

为此，必须在政府和公众中树立起这样一些法律公理：法律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依法设立、依法取得并依法行使是一切权力取得正当性的普遍形式。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

四是，坚持创新刑事立法理念，进一步发挥刑法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社会生活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80]参见前注[1]，张文显书，第72~73页。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哲学的解释是：法哲学通过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二是通过显失公平、暴利行为、情势变更、限制高利贷等制度，平衡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56]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这是两本在英美国家广泛被人阅读、摘引和评论的著作。[16] 新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孙国华先生指出：法理学是我国法学体系中处于基础理论地位的理论学科，它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从总体上研究法和法律现实的一般规律，研究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发展等基本问题，研究法的创制和实施的一般理论，并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和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论学科。由于确立以法理为中心主题，法理学将更加关注立法、执法、司法实践，关注法律体系完善和法治体系的建构，关注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环境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及部门法学的发展完善。

从中国法学家关于法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各种论述中，以及从有影响力的法理学教材和专著中，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对象大都包含着构成法理的种种要素，法理要素涵盖在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一般问题、共同问题、普遍问题、规律性问题之中，法学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社会论、发展论等理论板块中都包含着对法理要素的认知和探寻。[149]参见曹新明：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为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

与此同时，随着法理成为法治的精神内涵和表征，中国法治必将迎来法理中国的新时代。另参见李萍、童建军：当代西方德性法理学及其中国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8]〔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在许多复杂、疑难、新奇案件中，司法机关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就当事人提起的纠纷给出解决办法而不能拒绝受理，另一方面应当以法律为准绳。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146]陈步雷的《社会法的部门法哲学反思》。原注为Max Radin, Radin Law Dictionary, Ocean Publicaions. Inc, pp.177~178. [22]转引自同上，第28页。试以《宪法》修正案第22条为例说明反思方法。

[50]③法理指法官断案时依据案情分析出来的法律原理。它以其对法的概念、法的理论和法的理念的系统阐述，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法的性质、作用、内在和外在的变化因素。

[161]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法理中国 近年来，法学界一定范围内围绕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进行了系列讨论，一些青年学者提出了中国有没有过法理学、法理学在中国还存在不存在等质疑。

这是因为法理是千百年来在法治实践和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和丰富的智慧和哲理。时任廷尉的孔稚圭主持修订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呈送预览。

美国宪法为权利推理提供了一种广泛认同的法理基础。（法理之九）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Also See Alan Mabe, Editorial, Law and Philosophy, Volume 1, Issue 1, April 1982, p.2. [7]See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The Free Press, 1967, p.567.另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这就是法学各学科的法律思想家纷纷倡导部门法学开展法理研究、呼吁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动因所在。

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更是法理学学科内容和体系的改变，是法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以色列对纳粹杀人恶魔埃希曼的审判，以及德、法、意等国对卑鄙告密者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司法传统，被评价为重建法律秩序的杰作，对世界各国司法实践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奥斯丁去世后，学生们将其讲演整理为《法理学或实证法哲学讲演集》。感谢汪习根教授、朱振、侯学宾、苗炎、邹彩霞副教授对本文评议和提出修改意见。

受这种法学研究范式的启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部门法理学（法哲学）研究呈现良好势头。3.法理的论证和评判意义 法理一词常被用于论证政策、法律、行为等的合法性、正当性。